送别奶奶 ——《童年系列:五》
白而强
1951年春,哈尔滨大伯来电报:奶奶病危!

沈阳城作为抗美援朝的战略后方,当时正处于一片紧张之中。在市长办公室任职的爸爸,每天忙于全城大大小小的事务,怎能脱开身去黑龙江?可是,一手抚养他长大的奶奶,又是他至亲至亲的亲人,怎么能不去送她老人家最后一程?
爸爸九岁失去父亲。兄弟三人和一个姐姐,全靠寡居的奶奶给人家缝穷、洗衣,秋天领他们在收割后的大田里“拾秋”,还有在农村大车店里记账兼开个私塾教几个学生的爷爷生前交往的朋友们的帮衬,才把他们拉扯成人。

——令人欣慰的是,在哈尔滨工厂学徒的大伯、在北京上大学的爸爸、还有留在巴彦县聚宝山老家里的老叔,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条道路……。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时,大伯当了印刷厂长,爸爸在沈阳从“地下”走到“地上”,迎来了解放军并进入市政府;老叔则作为突4轰炸机机组成员在开国大典的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因为飞机数量不够,他们飞过天安门后就折向清河,绕了一大圈后又第二次飞过天安门上空)……奶奶的好日子终于来了!可是她却倒下了!
我刚刚在1948年随妈妈到哈尔滨住在奶奶家躲避战乱,仿佛在手心里,头顶上还留着奶奶抓紧我、抚摸我的手掌心里的温热……
不知道爸爸怎么想的,反正,我作为家族的“长孙”(大伯的儿子比我小),被指定从沈阳前往哈尔滨,为奶奶送终——

这大约是我八岁时和妈妈、妹妹的合影
那一天,我出发了。一个七岁的小男孩,被爸爸送上了北上的火车,托付给列车员,和座位周围的旅客,千恩万谢地下了车,留下了我自己……
车开了,周围的人开始对我问长问短——毕竟那个时候的沈阳、东北,说是上有飞机撒传单,下有特务打手电也不算言过其实——然后我就对答如流,巧舌如簧,一路应付下来。记得是第二天早上(反正不是晚上),我从昏昏沉沉中被大人叫醒,说是到站了。然后就有一个旅客叔叔,自报奋勇地承担了送我到道外区,市第一印刷厂大伯家的任务。
好像是走到一条脏乎乎、乱糟糟的街道上的一个拱门里,进去不远就到了大伯的家。
那个叔叔走了,带着家人的感谢。
我被迎进了家门:一铺炕,炕上、地下几个孩子看着我。
大伯当时上班还不在家,是大娘迎接的我,逐一介绍给弟弟妹妹们认识……
印象最深的是大娘怀抱里有个襁褓中的婴儿,粉红色的皮肤上这里那里的身体的每一个皱褶里都嵌满了黑黑的“泥柳”,细细的,软软的,夹在手腕、脖颈,特别是紧紧攥住的小手心中每一个纹路里——粉黑相衬,黑白分明……
——听大人说,东北有个风俗:婴儿月窠里不能洗澡——哎呀妈呀!现在大概没有这事儿了吧?
后来的事唯一记得的是我被带到医院里奶奶的床前看望奶奶——当时奶奶是活着还是已经去世?不记得了。
再后来记得的是,奶奶去世了。医院里的人给奶奶收殓——家里人把我也带了过去,向奶奶的遗体告别。我没害怕,但也没哭,只是永远地记下了那个最后的场景……
送走了奶奶,我该回沈阳了。大伯送我到火车上……然后我能记得的就是到了沈阳南站,我下车了,手里提着大伯让我带回沈阳的一只布口袋,里面装着5斤(不会是10斤吧?那太沉了!)带给家里的吃食。
出了南站,我面对的是一个大广场。这种日本人修建的车站广场好像都是半个菊花形状:几条放射性的大马路,分别通往城市的各个方向。

我回家正确的路线应该是选择最左侧(黄色线路)通往西塔转往市政府,到三经街下车,穿过一条胡同就到家了。可是7岁的我,面对四通八达、全长得一样,上面全跑着一样的摩电车的道路实在是眼花缭乱。不假思索的,我选择了离刚出站的自己最近的右侧一条马路,走过去,登上了一辆完全是南辕北辙(蓝色线路)的摩电车。
提着那个大口袋,上了车以后气喘吁吁的我,拿出钱,报上“三经街”的站名(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个售票员听成了什么“街”!),买了车票。行走了几站以后,售票员对我说:小孩,你到站了!我就提着大口袋下了车。
车走了,可是我看着那个不认识的车站却发了懵——这是哪儿?这哪里是三经街啊?站牌也没见过啊!
好在我真的有N个自信:到了沈阳还怕找不到家?最不济让人帮我找到市政府,也能找到爸爸妈妈!——走!
慌张过后,沉静下来的我在路边招呼到一辆三轮车,告诉他:“三经街质实里”,然后就坐上了车。
晃荡了好半天,车子越走路边的房子越熟悉。等过了苏联大使馆(后来沈阳人称之为“安乐窝”),向西一拐,走到家门口,我就径直跑到楼下大喊起来:“爸、妈,给人家三轮车钱!”
我的千里北上,孤身勇闯哈尔滨之旅,就此宣告胜利结束。
不知道我爸爸怎么想的,反正我真的是“无知无畏”,当时和以后都没觉得这里有什么风险——好在我是在拿自己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