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北京      ——《童年系列之十六》

       白而强

       1960年8月20日傍晚，我和妹妹登上了沈阳开往北京的火车，直奔首都北京。虽然一开始没有座位，我们只能站在通道上，但是我终于得遂心愿，实现了自己的第一个人生目标。

       还是1958年刚上初中的时候，爸爸给我买了一本小说（说是小说，还不如说是一本青少年爱国旅游指南！）《丁丁游历北京城》。书中详尽地罗列了首都北京的各个旅游景点，以一个少年的眼睛所见，介绍了它们的光荣历史。我现在记得的，似乎仅剩下一件事：绞死李大钊烈士的木制绞刑架陈列在工人文化宫里……

       不知是被触动了哪根神经，15岁的我，由此就不可遏止地爆发出一股“我要去北京”的冲动，只要想起来，就反复不停地向爸爸妈妈请求、乞求、苦求，甚至哭天抢地、号啕不止地大声嚎求——连因为淘气而被大人痛打时也没有发出过这么高分贝的嚎叫声——表达自己“非去北京不可”的决心，和目标！

从那个时候起，“去北京”就在一个外省少年的心中种下了种子，扎下了根。

自小学起，美术、音乐、语文，就是我的强项，年年5分自不必说，小学毕业的时候还报考过鲁迅美术学院附中，但终因没有基本功而名落孙山。到了初中，我有幸遇到了多才多艺的班主任孙盛堂老师，有幸亲眼看到了一个个阿拉伯数字在他笔下变成了可以唱出来的旋律；有幸亲自参加了他创作的四声部大合唱的排练和演出……年轻而不安分的心，自此被引导上了一个新的方向：音乐，进而又定位于一个新的人生目标：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作曲专业。

说实话，我心中的音乐，从当时起直到今天，都只不过是一首一首单旋律或者二声部的歌曲，而从来都不是各种乐器集合在一起发出的不同音色、不同声部、不同节奏如排山倒海般的、和合在一起的，作曲家心声的共鸣。

我和很多人一样，基本上都缺少在内心对音乐整体的听觉和把控，而只能听到和表现出对音乐旋律的追求……往多了说，我们还能在内心听到“红莓花开”的第二声部对主旋律的烘托，但若是四声部的合唱（如“黄河大合唱”、“祖国颂”等）总谱摆在眼前，就不能在内心里“听”到它的和声效果，只能在合唱队唱响之后才知道其整体音效了——也许，如作曲家王西麟（2011年，他的一篇《反思“东方红”》划破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一统夜空）的说法，我只能做个“写歌的”，而无力做个真正的“作曲家”。可是，在1957年，我当然不是这么认识的。

——在这里补充一句：虽然不反对王西麟的看法，但是我至今认为：一个民族，可以没有交响乐，但是不能没有民间说唱。交响乐与歌曲，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精神产品，各有其受众。对于更多的听众，刘帜的“让我们荡起双桨”，高如星的“九九艳阳天”，索洛维耶夫-谢多伊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可能比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更让他们情不自禁——所以，似乎不必再为“作曲家”细分专业……

在我唯一的优点——“爱看课外书”（二）“秀书目”段落中可以看到：1959-1960年初三学年，我看课外书（中外小说）的数量大大减少，而同期，为了对音乐目标的冲刺，我加大了对歌曲创作的努力。从我这个学期日记本记载的内容看，仅这一年，我在中考季拼命之余，还创作了《海岸上的灯光》等歌曲数十首。这无疑成为我得以冲向北京的强大助推力。

火车向着北京飞驰。坐在我身边的妹妹时而睡觉，时而抬起眼睛看看窗外飞速向后倒退的灯光。她那年小学五年级毕业，逢着天疯地狂的大跃进，竟然让她们提前毕业，报考初中！也不知是不是受了我的聚集在我家整天神聊音乐的同学们的影响，她也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六年制）”，而且和我同时被录取了！

后来才知道那一年东北三省一共考上了七个学生，而我家就占了两个名额！

“老白家哥儿俩都考上了北京中央音乐学院……！”

“他们家是不是有关系？”

消息不胫而走，传遍爸妈工作单位，可能也着实让爸妈“忽悠”了一阵子——这“忽悠”的内容之一，是让妈妈联系了生活在北京、当年在黑龙江绥化上学时的闺蜜，把我们托付给了她们家。

车到北京站。那还是刚建成的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的崭新的北京站！

站前广场上迎接我们的，一是我初中同班同学，比我早一个月先到北京当兵的符秀文和她的战友；另外就是妈妈闺蜜的先生宫宇寰大爷和他的女儿，刚考上北京艺校（后来的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宫禄宁。

——我终于到北京了！

——我终于站在北京的土地上了！

——那一年，我十六岁。我告别了“我的童年”，进入了全新的青年时代！

                              ——至此，我的“童年系列”全文告一段落。下面该写《青年时代》、《参军之后》、《我的文革》和《硬怼到底》了。遗憾的是，上高中之后直到文革开始的全部日记本都被该死的专案组抄走后“丢失”，使我失去了回忆历史的详尽记录依据，所以写出来就没有那么翔实。这只能请求还在坚持读下来的读者见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