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同学的爸爸……—— 《童年系列之七》

       白而强

       小学还没毕业，我就亲身感受到“政治”了！

       1953年，号召党员要向党交心，就是把自己在新政权建立之前的所有活动和言行都向组织交待清楚，让党了解自己，同时也更加纯洁党的力量。

       我爸爸就“交心”了——

       “在北京大学上二年级时，绥化中学的同学曲申说他姑父田为刚（曾是孙中山的顾问）的“正义社”开成立会，给我报名并安排在“资料组”。我到那里后，一听会上有人称“戴老板（戴笠）”，就不再去了。没办任何手续，也没接触到任何资料。只去了这么一次。”

                                                                        北平，上大学时的爸妈

       结果，“组织”上说，“正义社”是军统的组织，要开除我爸爸的党籍！

       ——万幸的是被组织找到的所有当时参加会议的没有一个人对我爸爸参加过这次会有印象：既不能证明他参加过，也不能证明他没参加过或者是中途退出……

       最后，在查无实据却又“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两难之中，给爸爸的结论是“一般历史问题”：“党内警告”（或者是“严重警告”）！

       ——更万幸的是，挨处分后的几年里，几经波折，转换工作职位，恰恰在反X运动之前，爸爸从市委宣传部调到了省委宣传部，而沈阳市委宣传部是“反X”运动试点，大多数人都被打成“X派”……

——更更万幸的是，爸爸刚调入省委宣传部先就肺结核病复发，住进了疗养院。否则，身背党内处分，又有“历史问题”的他，命运如何就……！

我爸爸得以逃生，其他几个同学的爸爸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住在我隔壁院子的同班同学小柏和他姐姐白羊，是经常一起玩的好朋友。他爸爸是市政府某局长。我经常去他家，他爸爸、妈妈也认识我。甚至有一次我挨爸爸打，还从家里逃出来被小柏藏到他家放在走廊边上的一张木床下面，搭掩上一领旧草席遮住旁边。我躺在地板上听着大人们半夜里四处寻找的焦急声音，就是不出来，直到最后被发现……

掩住半边脸的是我，另两个画绿色圈的是我们想念至今的白羊和小柏

——可就是这么两个要好的同学，忽然就“消失”了，根本没跟我告别，也不知道他们家搬到了哪里！大人告诉我：别问了。他爸爸是“历史反革命”……！直到几十年后的现在，同学们聚会还有人提起他俩，可是都……！

还有一个高年级的同学（我们学校的每个班人数都不多，他们班全班才六个学生，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全校同学都互相认识），他爸爸被一个更高的领导“瞄准”了。矛盾越来越尖锐，几乎不能容身。这同学的爸爸只好找人给“挪动”一下，好在当时刚刚建政的整个中国极为缺少干部，只要找到个老战友活动一下，很快就能来个调令，就“树挪死、人挪活”了——这个同学的爸爸到北京就改任了某部的副部长，到了文革后还看在都进过“牛棚”的交谊上，跟我说了好多轻易不能跟人说的话……，甚至他出席伯达陈遗体告别仪式的行动还很大地影响了我对伯达陈的看法……

这个伯伯“挪动”了，可是还有没“挪”的。到了1958年，辽宁省长杜者蘅、副省长李涛、第二书记王铮等人被打成“反x宗派集团”——死后才给平反；

好多年后的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年那一拨在全国还有其他好多“不同学”的爸爸们也“政治”了——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X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干部2.3万人打成X派；

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常委杨效椿、委员李锐、陈仁刚被打成X派反x集团(1959年又有副省长张恺帆、陆学斌被打成反x联盟、X倾机会主义分子)；

甘肃副省长孙殿才、陈成义，省委委员梁大钧等被打成地方主义X派反党集团；

浙江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彭瑞林等被打成X派分子。

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副省长冯白驹被打成“地方主义反x集团”；

广西副省长陈再励、省委常委王梦周等多人被打成X派集团；

云南省委常委郑敦、王镜如等被打成反x集团；

青海省长孙作宾等人被打成地方主义X派反x集团；

西藏自治区工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范明被打成X派，大批干部被牵连。

       还有今天正好是他去世45周年忌日的顾准叔叔（请原谅我没有站在他子女同辈人的平台上叫他一声“不同学爸爸”！），更是早就被……

……

       最记得的是我的好朋友王佐，小学四年级前我和他同班，宿舍里床并床，教室里前后桌。不记得是他还是我发明了一种“秘密联络法”：用一根线在他椅子背的横担上和他椅子后面我的书桌腿上套一个线圈，将一把削铅笔的小折刀穿在线上，就成了一个可以随意拉动的“传送带”。只要把纸条夹在折刀上，拉线传送到对方能拿到的位置，晃两下，发出轻轻的碰击声，对方就知道“来密电了”，秘密通讯即告完成。这种游戏一直到1954年我复读四年级，他升入“高小”才结束。

       我俩家距离不远。虽然不在一个年级一个班了，但是我还是经常地跑到他家去玩。他爸爸妈妈都是新华社（报社）记者，对我这个调皮鬼也很容忍，一直到“阳谋”……

                                                                                  王佐兄弟

       他爸爸曾为辽宁日报社副总编兼工业组组长。因为抗战期间在上海认识胡风，就突然被拘捕审查数月，虽未被打成胡 风分子，但未逃脱降职处理。后来，虽然因患癌症在大连疗养而几乎躲过了“阳谋”，可是运动末期仍被补了个X派！全家人的命运，随之发生天翻地覆地改变……！

       这时刻，正值王佐（现用名“沈佐锐”）该考高中了。爸爸一出事，他就失去了和同学们一起升入省《实验中学》的政治资格。为了他们兄妹的“政治前途”，在新华社工作的妈妈只好和爸爸离了婚，给他们改了姓并将他们带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政治也如影随形——尽管他和爸爸“划清界限”，尽管改掉了爸爸的姓，尽管他随妈妈离开沈阳来到了北京，尽管他成绩优异，可是，政治绝不允许贱民考上任何技术含量高而政审严格的专业，最后，他上了“农业大学”， 也算幸运。

       同一代人的不幸是，本应该1967年大学毕业的他们，又遇上了文革！遇上了“上山下乡”！他硬是被指派到了辽西山沟里一家工厂，算是分配了工作！

       更伟大的是，上头的政策规定，凡是下来的，只能安心在山沟里“为祖国献青春”，除非考取研究生才能带爱人转户口回北京！

       为了这得而复失的北京户口，我这位老同学发挥了“凿壁偷光”、“头悬梁、锥刺股”的“中华传统美德”——拼了！

       每天他吃过晚饭就睡觉，过了午夜就起床——夜深人静好读书！到早晨六点做饭，七点去上班，在八点工厂上班之前扫地、打水……给八点来上班的工人师傅做好一切开工前的准备工作——这种“早睡夜起”的生活习惯几乎影响了他的后半生，更成就了他的后半生……

       习惯了“悬梁刺股”的他，即使考上研究生，也还是比别人更多的付出，更多的努力，不但毕业后被留校，还成了自己专业领域的知名教授，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近百名硕士、博士、博士后；1991年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办公室联合授予他"中国有突出贡献的博士"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应邀出国组织、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学，足迹达美国、比利时、日本、波兰、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德国、英国、俄罗斯、南非、韩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老挝等。2018年，《沈佐锐论文集》出版，收录了239篇学术论文，分为上、下两册，逾210万字。

       直到现在，我写这些文字的现在，他仍然奔波在天南海北，被各地聘请为生态有机农业专家、植物保护专家、互联网病虫害监测预警专家……

       更加让我“羡慕季度恨”的是，与当年整他爸爸、整他兄妹的人群所期望的相反，说起来差的学校，差的专业，反而给了他安全健康的食物、水、空气和阳光——常年活跃在各地农村，给了他健康的身体。到现在，七十多岁的他从来不吃任何药物，每年体检都保持每项指标全部都正常！

       他用自己的故事告诉世界：他以他的爸爸为荣，他的儿女也将以他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