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差点开枪打死爸爸—— 《童年系列之六》

                        白而强

       “投毒事件”过后，随着朝鲜战场发展形势的变化，保育院又从法库迁回了沈阳。我们又可以每个周末回家了。

       大概就在这时候，我差点惹了大祸！

       1952年，我上三年级，八岁——这是我的初小《毕业证书》

       一天晚上，爸爸擦枪。把手枪拆散成各个零件逐个擦亮，我当然就在旁边围观。

       估计是爸爸刚把手枪的枪管安在枪托上放在一边，然后去擦洗弹夹等零件，谁也没想到，围观的我看见那支乌亮乌亮的枪，竟然顺手拿起来，模仿电影里的警察蜀黍的动作，对着爸爸就叫了一声：不许动！然后就击发了扳机……

       只听得清脆地咔嚓一声，枪响了，爸爸身后的双层窗玻璃哗啦一声被打穿了一个小孔——枪里有子弹？！？

       爸爸一回头，立即从我手中抢回了那支手枪，然后来不及和我算帐就和闻声跑来的妈妈共同察看被打穿的玻璃，接着就马上拿起电筒跑出门外……

        记得那天晚上爸爸在窗外的草丛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被我“击发”出去的那只弹簧：未及固定好的弹簧……

       回来怎么跟我“算账”这里就不说了，反正那晚上的壮举让我记忆到现在……！

       那个时候是刚改换旗帜，政权不稳，所以从1950年开始就不歇脚地开始了镇压反革命、镇压一贯道、细菌战、三反五反等等一连串的巩固人民政权活动。在我家通往市政府的那条马路上，就在“三经街小学”大门外，我就亲眼见过被解放军押解着走向市政府广场的长长的“反革命”队伍。他们都穿着长衫，灰头土脸，踉踉跄跄，还不时挨上一下押解士兵的枪托……爸爸说，他也去“监过斩”，看见被打穿的……

       相比之下，我上小学五年级的“育英小学”墙外仅隔一条小路的铁丝网里边关着的一群劳改犯们——好像那时候也没人提过劳改队要离开小学校远一点的意见，不像现在，啥事没有的学校门前还有几个保安手持钢叉盾牌做保护状——处境就要好多了，虽然也有长枪监管，但起码还能活着。

       我们每天就在这群“邻居”的陪伴下上课——当然，我们想的是自然自己属于“长枪”，决不是“灰头土脸”——更想不到仅仅十几年后的文革中，我自己就角色转换成了“灰头土脸”，也被长枪押上了！

       很快，随着形势稳定，政府人员的枪都交上去了。我家里就再没有“不许动！”的隐患了。

       后来再拿起枪，是我当兵之后“下放当兵”的时候了——我们当文艺兵的是不发真枪实弹的。幸好我出了“牛棚”申请到基层部队下放，到了一艘猎潜艇当枪炮兵，才使我有了真正持枪的机会——

       真正使我出彩的是一次实弹射击：全艇近80人，半自动步枪，百米标靶，十发子弹，60环及格；军官加射手枪十发，也是60环。射击前，枪炮长对我说，老白，你是机关下来的，眼睛又不好，实射可以，注意安全，就不要算你的成绩了。我说行。只要你让我打就行。

                                                           我下放的037型猎潜艇在发射深水炸弹，

       结果全艇射击完毕一统计，全艇官兵总成绩平均不到六十环：不及格！亏得还有一个我：加上我的成绩再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全艇干部战士个人总分就都超过了六十环，全艇过关——嚯，那天我那叫一个美！“机关眼镜文艺兵成了神枪手”，牛大了！

       一别经年，已进入古稀之年的我，早已经忘了“枪”这回事。可是前几天不经意间却看见网上在卖很多种枪，十分逼真的玩具枪：手枪、左轮、驳壳枪、机枪、冲锋枪……虽说是“不能发射”，但是同时卖的“弹弓”却是杀伤力十足。不知道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全城街面上的报亭却是纷纷关门撤摊，几个剩下的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只能靠卖早点和饮料来维持生计了——

       男生爱玩枪，可以理解。可是——难道他们都不爱看书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