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象引出好文章  （转发） 

       原创： 丁邢 丁东小群 昨天

       最近，演员翟天临成了热门话题。他本来是一个颇有天赋的演员，《白鹿原》等影视作品给他带来不小的名气。在时尚裹胁下，他到电影学院读了博士，又到北大做博士后，不料舆论一关注，便查出他的论文涉嫌抄袭。目前他已经公开道歉。知耻近乎勇。我认为值得欢迎。

       围绕这件事，网上议论很多，我最看中的是谢飞和张鸣两位的文章。谢飞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中共元老谢觉哉的儿子。1980年代初，上级有意让他进入第三梯队，安排他出任省部级官员，但他没有接受，而是继续做教师和导演。在官本位的国度里，这样的选择十分难得。谢飞是电影学院的博导，却在文章中反思，电影学院设置博士学位是一个失误。张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也是人大的博导。他坦陈当今中国博士教育的不堪。审读大批没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成为巨大的痛苦，还得眼睁睁地让其通过。谢、张二位没有纠缠于翟天临的失误，而是结合自己从事博士教育的感受，把思考的触角伸向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我和张鸣比较熟悉，知道他说的全是肺腑之言。

       中国恢复研究生教育是1978年，最初只有硕士生，1980年代初才有博士生。当时博士生导师的含金量很高。连一些一流学者，都不敢申请博士点。苏州大学的钱仲联教授只申请硕士点，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们自知学术地位并不比他高，于是建议他设博士点。那时培养的博士水平也是很高的。1980年代毕业的第一批博士多数处于学术前沿，甚至没有毕业，其学术领先地位就已经得到同行的公认。1990年代，中国博士的含金量便开始下降。老一代的博导退休了，去世了，他的博士授予权就转移到了新一代人手里。如果新一代的导师也是国内公认的名家，博士点还算名副其实。但人们更多看到的不是青胜于蓝，而是二世而衰，乃至二世而亡。就算导师本人够格，面对生源质量下滑也无可奈何。全社会的学历扩张，其实源于一种利益驱动。教育主管部门把学位授予权当作教育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学科评议组、大学、教授和考生之间形成一个设租寻租的利益链条。博士硕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急遽下滑。

       官员和老板在职攻读高学位，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一些党政要员，公务繁忙，但做官求学两不误。大学不独立，不论人权财权都受政府掌控，高官稍微动用权力，就可以让大学得到实惠。有些高官虽然不是大学的顶头上司，也是他们的巴结对象。他们相信，只要接近权力，现在用不上，将来可能用得上。1990年代起，高官读博士成为时髦。官员喜欢博士帽，却不肯离职读书。他们很清楚，更重要的是官帽。如果不当官，大学也不会巴结他们了。高官读博士，不同于年轻学子读博士，对年青学子的考试要求、课程要求，对高官都成为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条件。高官甚至可以不上课，而是提供机票让教授前去面授。一部分高官的毕业论文，由枪手代笔。如今关在秦城的落马高官，有博士头衔者竟然将近半数，远远高于博士在全社会的比例！

      如今，官员在职读博士的乱象虽已式微，但中国的博士教育早已一蹶不振，信誉扫地。翟天临事件不过是浮出水面的一朵浪花而已。乱象引出好文章。谢飞、张鸣两教授的意见，更值得朝野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