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了！ ——“青年时代”之五

            白而强

       1963年暑季，我们该毕业了！经历过豪情壮志、饥肠辘辘、对音乐世界的触碰、人生的初恋，和那几年政治风云的灌输，我们终于面临了毕业！

       本来1962年周恩来、陈毅对文艺工作的讲话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给你们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加冕礼。”——已经极大地鼓起了全国文艺工作者“百花齐放”的勇气和干劲。全国的文艺人已经在传颂着春天的信息——记得就在广州的这次讲话中，陈毅公开说过黄世仁和杨白劳的“阶级斗争”：如果喜儿是自己家的姑娘，“巴不得把女儿嫁给黄世仁”的话……在音乐学院礼堂听传达的我们，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发出震天的“嗷”声，表达我们内心被释放出来的对自由的欣喜！

       好像就是在这之后，赵沨院长在礼堂说了“我参加音乐会是来听音乐的。只要她唱得好，哪怕披条床单上来，我也照样鼓掌！”的话。我和同学一起哈哈大笑，热烈鼓掌——当时我一点也没觉察到，头脑中一直坚定信奉毛泽东思想，坚定拥护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坚定批判封资修反动思想的我，在心中已经不由自主地投下了另外一票！

       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过现在众所周知的七千人大会、政坛风云，在饥饿逐渐退去，人们逐渐开始吃饱肚子之后，灵袖又开始折腾了。当我们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地捧读“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时，根本不会知道，一场新的思想革命已经敲响了开场锣鼓。

       到了我们这些文艺院校高中生毕业的1963年，通过周恩来的口又放出了“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号召，像中央音乐学院这种以外国、古典音乐理论教材为教学中心的学校，立即面临着教材改革、教育方法改革、教育目标改革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贝多芬、莫扎特、德彪西……还要不要学？要不要教？怎么学？怎么教？几乎可以肯定，如果继续像以前一样地教我们学习西方的曲式学、配器法，让我们弹贝多芬、李斯特……第一个上台批判老师的人中，可能就有我。

       几年之后，大海航行靠舵手、语录歌、八大样板戏等一大批革命歌曲和文艺作品占领了全部舞台，全国人民为之欢呼雀跃，也许直到这时候，人们才开始知道了什么叫“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

       而直到几十年后的2011年，人们才从作曲家王西麟的惊天檄文《反思“东方红”》中看到“三化”式颂圣文艺的实质——在世界音乐史中，除了歌颂上帝的音乐之外，从来还没有歌颂某一个国王或皇帝个人的交响乐或音乐作品，而不论该国王或该总统多么伟大——在欧洲，英国从来没有过“维多利亚女王颂”大合唱或“丘吉尔颂”的交响乐；在罗马、希腊没有过“亚力山大大帝颂”交响乐；在法国，没有过“路易十三/十四/十五颂”或“戴高乐颂”大合唱；在德国也没有“威廉国王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在1917年前的俄国，也没有“彼德大帝颂”、“尼古拉二世颂”等歌颂沙皇本人的大合唱或交响乐。为政党领袖和国家领导人写歌曲、写交响乐、写电影、写小说进行歌颂这一个人崇拜的文化现象，乃是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殊产物而在前苏联发生、发展、兴旺并成为“党的文化”的强大主流的。

       但是奇怪的是，号称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却并没有作为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颂”、“恩格斯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而自称是他们的继承者和学生的列宁尤其是斯大林却拥有不少的歌剧、交响乐和多得数不清的歌曲、合唱。

       赫鲁晓夫在1956年批判否定了个人崇拜，不久之后连歌颂列宁的作品也没有了！而且自斯大林死后的六、七届前苏联国家领导人，任何一位也再没有他们的颂歌了！没有“赫鲁晓夫大合唱”，没有“勃列日涅夫进行曲”，没有“戈尔巴乔夫颂”和“叶利钦颂”的歌曲和交响乐。可见这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必然产物，而是斯大林独裁建立的歌颂他个人的文化现象。

……

可是在当时，在我们的高中毕业季，我们对“三化”是绝对信奉的。于是，不要人做思想工作，没有内心的斗争，除了极少数人坚持报考其他大学之外，我们多数同学都在毕业那一年走上了工作岗位。

在毕业季的作品试奏会上，我的作品之一是一首小提琴曲，题目叫《欢乐》——为了什么欢乐？为了“三化”？为了不能继续上学？为了所信奉的一切？

反正，信奉者自有信奉者的“欢乐”。

就这样，我告别了学校，乘上火车到南京，穿上了军装——《青年时代》就这样结束了。